战国时期,赵国的公主嫁到燕国去作王后,她的母亲赵太后在临别时"持其踵,为之泣,祝曰,必勿使返。那么，女儿出嫁父母为什么哭？"女儿出嫁我哭的稀里哗啦 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”自古如此,说的都是人生的一段重要历程、都要走的一段生活轨迹。这段道路有长有短、有苦有甜、有悲有喜
女儿出嫁父母为什么哭
人类史上曾有这样的记录：考古家发现十万年前，欧洲有一个种族，学界称其为尼德特人。遗留的骨骼化石表明，该人种身材高大，体魄强健，在原始人群中颇有先天的优势，可是，后来他们神秘地消失了。科学家们百惑不解，他们到哪里去了?他们的后裔是现在欧洲民族中的哪部分?可就是找不到，现代欧洲民族哪一个似乎都与他们没关系。经过考古和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，谜终于找到了，他们消失了。消失的原因，既不是天灾，也不是病魔，而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。无约束的杂婚，为争夺异性，氏族内部成员相互拼斗残杀。成批年轻力壮的男女惨死在性的争斗中。最后，终于一蹶不振，日趋衰落，直至消亡。
人类不摆脱这种兽性的杂乱群婚，是无法再发展的。中国大地上的先民较早意识到两性生活无约束的危害，同样也逐步觉察直系血亲联姻带来的人种退化。因此，不得不对兽性式的两性关系实行一定的禁忌、限制。这些禁忌、限制，获得了公认，遂成了种种的婚姻习俗。
首先产生的是对群婚本身的一定约束，禁止同支系的男女过性生活，要求远系姐妹们与另一远系的兄弟们共婚，这是亚血族群婚。这个时候，蘧氏之民，虽仍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但从血缘上，把父母隔得远了，有利于子女种族的健康发展和人性对兽性的挣脱。至黄帝时代，普遍实行族外婚姻，这从远古传说的帝王的姓氏中可见一斑。远古帝王，大概是从母得姓。如神农、黄帝，皆为少典的后裔。而神农姓姜，黄帝姓姬，都因母姓不同的缘故。
为了得到外族女子为妻，光靠和平地交换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的先祖，也不得不以武力的强暴，到他族掠取足够的女子为妻，掠夺婚习俗出现了。古文献《易经》中有三首爻辞，大约是上古的民歌，对此作了真实的描绘：“贲如，皤如，白马翰如。匪寇，婚媾。”“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” 现汉字之“婚”，本身凝聚了远古先祖两性生活的一种遗俗。婚字为“昏”。抢婚虽随时可行，终不若黄昏或夜间之为便。骑着马，挟着弓，乘人休憩不备，以暴力求婚媾，女子岂有不哭之理。这种因被掳的惊恐、痛苦而发出的呼救之声，便是现在一般哭嫁习俗的原始形式。以后新娘或忧或喜、或假或真的哭泣皆为此呼喊的延续。
“哭嫁”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。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，原始社会初始，行群婚，知母不知父，孩子跟随母亲生活，属母方族团，血统按母系汁算。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过渡，产生了父亲的观念，但在母系制度下，男子到妻方生活，处于服从命令听使唤的地位，所生子女仍属母亲的族团。原始社会后期，男子在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，男子外居不利本集团的发展，于是男子留在本族，让女子出嫁，社会即由女性中心进化为男性中心，女子失却了原有的至上地位而沦为男子的附庸及所有物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母权制的被推翻，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。”女性自然不会甘愿为男性所制辖。不屈的意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，积淀于女性的心底。于是便有了女子出嫁时候的哭。
由此可见，萌芽期的哭嫁的泪水至少溶合了两方面的内在动因：一是对男权思想的愤愤不平，二是追恋母系氏旅社会。如果说在知母不知父的年代，男性不可能有自身权力的要求，性别的差异并没有被强烈的意识到，两性间无矛盾可言的话，那么，哭嫁便显示了性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性别差别的冲突，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识与男尊女卑观念撞击。此时的婚姻无任何性爱可言，纯粹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女性成为男性泄欲及生育之工具。然而，他们的性别优越感并未因此而泯灭 ，性别的支配欲同男性一样强烈，历史的荣耀返映在她们身上的光泽还末消尽。这种愿望与现实的鲜明反差，使得她的泪水散发出的是十足的楚苦和悲酸，而不是其他的味道。
哭嫁始于掠夺婚，不仅未随掠夺婚之消亡而灭迹，反而经历奴隶社会进入封建杜会， 愈来愈盛，其内涵更为丰富，演变为一种婚俗。哭嫁到了成熟期，且哭且歌，种类繁多。
奴隶社会，男女两性间的权力平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，且于观念上都被彻底打破，女性原先那种留恋母系社会之心态不复存在，唯有默默承受名目繁复的
女儿出嫁父母为什么哭
性爱根植于人性，“人为情死，鸟为食亡”，贵州流行民歌有：“妹的门前—棵梨，一刀切断两头齐，宁愿和哥刀下死，不愿和哥两分梨(与‘离’谐音)。”求之若渴的性爱，与婚姻冲突，得不到满足，青春则黯然失色;踏上婚途，无异向火坑迈进，则哭所必然，这等哭声，最为令人撕心裂肺。
其嫁而悲，悲而哭，而其宣泄之情并非失去性爱的哀怜、绝望，恰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怨恨、憎恶。其讨伐对象主要不在父母，而指媒人。父母毕竟于自身有养育之深恩，加之于封建家长制的熏染，迁怒父母，难免遭众人奚落。媒人是婚姻的撮合者，在新娘眼里，为罪魁祸首。她们将自己的一腔怨恨倾喷于媒人身上：“拿错儿字配错人，绝子绝孙做媒人，做仔格头啥媒人……良勿良仔莠勿莠，是侬格头媒人做勒大勿好，我勿怪东来勿怪西，只怪是侬大媒相。”骂得如此尖刻，痛快淋漓，矛头实对封建包办婚姻，媒人不过是旧婚姻制的替罪羊。这种充溢控诉意味的哭嫁，将个人的不幸和封建婚姻制度联系起来，这就使得哭嫁具有历史的现实的意义;被剥夺了性爱的新娘们，以自身的境遇，伴随振聋发聩的哭诉，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。尽管仍旧以婚嫁告终，性爱被泪水淹没，冲突变为屈服，但自有婚姻嫁娶以来，妇女便以哭嫁这一合理的方式，在—片喜庆声中，为女性的婚姻自由唱着执着追求的歌。
女子嫁到夫家，女子又要承受另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，即生离死别之情。要离开父母，离别从小青梅竹马的兄弟姊妹，眷恋难舍，悲由此生。
哭性爱的夭折，为封建礼教所不容，因为男女受授不亲的道德观念腐蚀着人们的头脑，谈情说爱，自寻婆家被视为羞耻、越轨之举。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园，无折我树檀。岂敢爱之?畏人之多言。仲可怀也?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”此明显地透露出处于封建礼教氛围中的女性对待性爱的尴尬心态。她们更多的是将性爱的渴望及不幸溶入泪水里，积沉于心底，而不能痛痛快快地尽情泄发。然而，倾叙亲人之恋情则为天经地义，符合封建伦理的忠孝观念。于是在“哭嫁歌”中，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为姊妹对哭或母女对哭。其情深意切，催人泪下，感人至深。毛南族女子出嫁，启程时唱《出门下阶歌》：
生来是女要出嫁，离爹离娘好心疼。
躲在娘肚九月整，一世难忘养育恩。
思来想去泪淋淋，服侍父母不到头。
侗族母亲在女儿出门上路时唱道：
女儿服侍别人去，丢下娘亲怎忍离。
娘我病了谁递水，雁边屋头叫苦凄。
女儿出嫁父母为什么哭
女是娘身上一块肉，一旦分离，娘自然难过;女在娘的爱护下长大，“再好的婆抵不过丑(坏)的娘”。此情此景，在婚礼的特定环境中，当是最易宣泄，最需抒发的。感激、牵挂、歉意和忧虑等等复杂的情愫萦绕于母女心胸，不吐不快。
出嫁，本会带来母爱与性爱之冲突。哭而嫁，是母爱的退化，性爱之勃兴，是性爱对母爱之超越、升华。此为生理成熟之必然，情窦萌动，喜由是盛。然而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婚姻，却使出嫁的意义产生质变，带给新娘的是双重失落：性爱没有实现，母爱也一去不再复返。嫁而哭，乃性爱和母爱双双成熟后被强行骤然扼杀的绝望呐喊。性爱和母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，随着哭嫁的终止而从女性的生活中渐渐地消失了。而“三从四德”、“嫁狗随狗，嫁鸡随鸡”的从夫依夫靠夫的思想，竟然成为女性开始新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。可见，在人类所有表情行为中，哭嫁的悲剧意识应是最最丰富和浓烈的。
全国解放后，颁布了《婚姻法》，妇女赢得了政治上的解放，经济上的独立和婚姻上的自由，封建礼教的枷锁被彻底粉碎。哭嫁之功能已发生了根本转换：封建时代的是为失去性爱而哭，而现在则为获得性爱又唯恐失之而泣。此为心理平衡之需要。哭嫁，古来如此，岁月流逝，原先激发哭嫁习俗生成和传布的原因不复存在;即使亲人之爱，由于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婚姻观念的换新，“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”已不是现实，生离之情自然淡漠，母女凄戚抱头痛哭实在没有必要。然而，哭嫁作为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仪式却延续下来了。新娘在实施这一习俗时，不再为内心世界之展露和情感之宣泄。嫁而哭，哭而嫁，家家如此，代代相传，若破例，破涕为笑，反显异常，于心不安，担心喜乐不能持久。因此，哭嫁含祥瑞意味，有维持心理安定之功效。此大概与民众的惰性心理有关，守旧最为易事，不会出差错。围观者既不会对其究根问底，也不会为之感染动情，而只视哭嫁为婚礼中的一个“节目”，对新娘哭态之逼真程度加以评论。
因此，现今哭嫁习俗的流传有其盲目性和强烈的“惯性”，呈现出另一种对抗：性爱与礼仪的冲撞。由性爱的觉醒，继而对被封建婚姻制度摧残而盛行起来的哭嫁习俗，并未因性爱的解放而灭迹，却导向性爱的对立面，客观上起了“抑喜”的作用，致使新娘在性爱即将实现的最幸福美妙的时刻，积情于心，不得喜形于色和抒发。正是这一内在的缘故，哭嫁习俗进入了没落期。在广大的汉族地区，哭嫁为婚礼中可有可无的点缀。
婚姻礼俗是男女建立婚姻关系必要途径。由于结婚是人生最大喜事，关涉到家庭幸福、家族香火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，因此有关婚姻的习俗也就特别繁多。哭嫁仅仅是婚俗中的一个插曲。以上我们简单梳理了哭嫁习俗流变的轨迹，从中可以看出，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婚俗还包含丰富的文化意蕴，充溢着美好的情感以及人们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。
中国的婚俗历代主要沿袭的是“六礼”，即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现在有所简化。下面依照婚礼的程序，展示婚礼中重要环节中的风俗画面。
